一直陪着刘一民下部队,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过,发现不足就地纠正。
直到4月上旬上高会战捷报传开,刘一民才回到司令部。
上高会战如期结束,刘一民心里高兴,脸上满是笑意()。弄得听说他回来跑来看他的唐星樱和赵小曼都大惑不解,直问他最近是不是又想出了打鬼子的好主意。
回到司令部的刘一民,把《大众日报》的记者们找来,发表了题为“祝贺上高会战大捷”的谈话。
这是继临沂事变后刘一民公开发表谈话。
刘一民在谈话中指出,上高会战,是继台儿庄大捷、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正面战场取得的又一次辉煌胜利。之所以能够取得大捷,原因很多,比如**装备改善、整训编练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九战区上下、特别是罗卓英将军第十九集团军上下同仇敌忾,敢于与日军血肉拼杀!
刘一民说,上高会战检验了**的装备水平、指挥水平。从装备上说,我军74军换装美式装备后,已经不弱于日军任何一支部队。以后,我军还应该加快换装速度,不单单是第一军、第二军、第五军、第74军换装美式装备,而应该给包括第十八集团军在内的各个集团军全部换装,力争在武器装备上超过日军。这样,既可以提高战斗力,又能减少伤亡。从指挥水平上看,此次战役,我军一直牢牢控制着战场主动权,打的主动,打的自如,攻守进退皆有我军说了算。说明,经过抗战以来的战场磨练,我军各级指挥员的战场水平明显提高。特别是薛岳、罗卓英、王耀武三位将军,展现了杰出的指挥才能,值得各战区、各部队主官学习。
这是发表谈话,不需要记者们提问。刘一民就坐在板凳上,面前放着一个茶缸,手里点着一支烟,说一阵抽几口烟,喝口茶。
刘一民接着说道:“上高会战还说明个问题,那就是主动进取就能赢得胜利,被动防御只能打毫无花哨的阵地战、防御战,结果只能是被动挨打。”
说到这里的时候,刘一民话锋一转,开始点名批评了:“可惜的是,我军很多高级将领不是主动向日军进攻,而是天天求神拜菩萨,期盼日军去打别人别来打自己()。这还是好的,更有甚者,个别战区、部队,打鬼子未见寸功,搞摩擦却充当急先锋,天天干的都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里面最典型的战区是冀察战区。该战区成立以来,未曾见其打鬼子,反而是积极向八路军根据地发动进攻。其军长朱怀冰被八路军活捉,集团军司令石友三投敌不成被处决。这样的战区要它何用?还有第三战区,该战区几十万大军,在顾祝同司令长官指挥下,开战以来,从未成建制地消灭日军一个联队。这不是士兵不勇敢,部队训练水平低,而是军事主官脑子里进水,只知道被动防御,军委会命令他反攻,他才反攻;军委会命令他固守,他就老老实实固守,绝不主动向日军阵地发起反击。倒是在对付新四军上,该战区表现积极主动。特别是该战区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官上官云相,反攻南昌冤杀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追击皖南新四军军部过江部队充当前敌总指挥。这样的人,标准的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令人不齿!还有,**第一战区,自从豫北沦陷后,该战区从未积极规划收复失地,反而与日军隔河对峙。该战区在黄河以北的游击部队更是典型,摆出一副与敌和平相处的架势,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就撤,敌一退我再来,深得游而不击三味。”
刘一民扔掉烟头,端起面前的茶缸咕咕噜噜一口喝干,这才又继续说道:“说起第一战区,原来卫立煌将军在忻口会战中大展神威。不料退守中条山后,竟然和日军打起了阵地攻防战。日军来攻就打,日军不攻就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观战,似乎中条山就是一座攻不破的堡垒。我想问问卫立煌将军,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比你的中条山防线如何?不照样挡不住德军么?阵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凭一座中条山就想挡住日军,未免也太天真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日军正在秘密部署对华北实施大规模作战,蒋委员长却把卫将军召去述职,而且是一去不归。蒋委员长和卫司令长官难道就不想想,如果日军此次攻击重点不是八路军、而是中条山守军,他该如何是好?失去统一指挥的部队该如何迎敌?可别第九战区刚刚打了个大胜仗,第一战区紧接着就来个大溃败,那可真是赢一把输一把,最后落个资不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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