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一章 水浒风波（上）

    与四大名着中的另外三部相比，《水浒传》的版本无疑是最多的，不过在解放前，流传得较广的也就两个基本的版本：一是后世水浒专家口中所谓被金圣叹“腰斩”掉了“后三十回”的七十回本，这也是解放前流传得最多的一个版本；其次则是百回本，在七十回本后面又多了接受招安、征辽和方腊以及最终被奸臣所害的悲剧结局，但因为文风远比前七十回粗糙，独特的“水浒味”也一下子不见了，情节和人物性格上也是极其突兀地从一开头就突然大变，所以一直都有人认为后面三十回与前七十回并非是同一个作者，而胡卫东也支持这个观点。

    而历史上新中国建立之后，出版社竟然异想天开地从主题是黑梁山好汉的另外一部小说《征四寇》里节选了平田虎、王庆的情节并稍加修改后硬插进了百回本后三十回与前七十回之间，变成了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百二十回本。由于中间那一段是硬塞进去的（拼凑也不是绝对出不了神作，例如八十年代的经典动画片《太空堡垒》，但那毕竟只是小概率事件，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会大幅降低全书水准的。），无论是文学水平还是与上下文的呼应都一塌糊涂，这个一百二十回本毫无疑问是水浒最烂的版本。

    但是当时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太过贫乏，因此对文化产品数量上的需要甚至要超过质量，而一百二十回本因为章回更多。反而比经典的七十回本还受欢迎，倒是与后世网文更新重于质量的状况有些类似。当然刊印数量也是一个原因，解放后迅速成为工业国的新中国印刷业的实力远非之前可比，因此一百二十回本虽然刊印较晚，但总量却反而最多......

    不过，当年胡卫东还曾经看过另外一个版本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浒》，而且那个版本自命为《古本水浒传》，意思是它才是真正施耐庵所写的一百二十回原本......

    《古本水浒传》的前七十回与其他版本并无什么差别，但后五十回却是全然不同，在天降石碣、梁山好汉排定了座次后。书里的梁山好汉并没有马上被朝廷招安。而是继续替天行道，将梁山泊义军发展壮大。该版的最后部分也只是旁敲侧击地写了梁山诸位头领对素有贤名的张叔夜（历史上宋江起义就是被他平掉的）就任济州太守的反应和之前公孙胜离开梁山（他是第一个走的，鲁智深随后也带武松去了五台山。）时的留言“罡煞群雄，应劫寰中。天遣治乱。长人执弓；戈矛化铁。战马嘶风，云飞星散，水碧山空。”（注1）。暗示了梁山泊的悲剧结局，结尾更以神摄天书（宋江忘了当初玄女娘娘的叮嘱，答应将三卷天书给弟兄们看，结果就悲剧了......）、雷轰石碣让全书戛然而止......

    与百回本相比，《古本水浒传》后五十回的情节与前七十回衔接得更好，而人物形象也没有过于突兀的变化（也有部分变化了的，但都有个过程，而非像百回本的后三十回那样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就变过来了。），同时和前七十回一样，延续了施耐庵酷爱前后呼应（喜欢挖坑而且有坑必填）的特点，如果施耐庵当年真的不止写到七十回，那么这一百二十回的《古本水浒传》在各个版本中无疑最可能是真本。

    但是，后世的那些水浒专家也发现了《古本水浒传》一个明显的瑕疵，虽然并没降低该书的水准，却令其是真正古本的可能性小了许多。原来，《古本水浒传》的后五十回当中竟然多次出现了民国时期的口语，因此后世的水浒专家普遍认为《古本水浒传》及其前身《古本水浒》（这是1933年版的书名，1985年出版的《古本水浒传》经过编纂，还加入了少量其他版本乃至新创作的内容，和1933年版已经有所区别，当然大体上还是一致的。）的后五十回是伪作，而最早拿出这个版本的民国时期常熟中医梅寄鹤被他们认为嫌疑最大，当时由《古本水浒传》引起的风波也就至此基本平息......

    本来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此事到此应该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胡卫东却从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怀疑人，他深知若《古本水浒传》真的被证明为施耐庵所着的原本，那么遭到打击最大的无疑是当时的所谓“《水浒》专家”，因为他们赖以吃饭的学识统统会化为乌有。

    俗话说“断人财路，有如杀父。”，那些所谓的学术权威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古本水浒传》“扶正”，所以自然是竭力搜寻对他们论点有利的蛛丝马迹，而利用他们掌握的话语权将其拼命放大。或许是他们觉得这样还不保险，甚至还利用他们的掌握的舆论将明显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且前后有天壤（除了剧情与人物塑造等方面的问题，《古本水浒传》后五十回的语言词句问题在百回本的后三十回中同样存在（注2），但那些“砖家”却以双重标准对此视而不见......）之别的百回本定为正本，其暗藏的私心也就不难看清了。

    注1：即是说天罡地煞应劫下凡，扰乱世界，后来得张叔夜（长人持弓指的就是历史上张叔夜平定宋江起义一事，在七十回本末尾的卢俊义惊梦情节里也有暗示。）计平了，大家散伙，枪马无用，只剩下个山明水秀的梁山泊。公孙胜的留言不但点出了梁山泊好汉的结局，还回应了楔子里“洪太尉误走妖魔”和七十回本末尾处卢俊义惊梦的情节......

    注2：当然不是民国的语言习惯，而是明朝中期的，但施耐庵却是元末明初人，而水浒这种造反题材的书也只有在民不聊生的元末才有足够的创造动机，要知道古代写这种题材需要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勇气，敢写这个就是真的有心造反，作为一个文人，也只有在黑暗的元末才会被逼出这样的决心。(未完待续。。)</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