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是

sp; “大宋变法从仁宗皇帝景、庆历年间开始，围绕着变法的争论也就随之展开

    场持续几十年争论的核心则是‘国是’的理念问题。

    国是？李虎头一次听到这两个字，非常好奇。国是和变法理念有什么关系？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指治国的大政大策，而在国是的背后，却是权力分配问题，也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定国是。皇帝和上大夫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国是”，皇帝应该怎样与士大夫们共定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着严重分歧。

    皇帝决定变法，但文臣中间有革新与守旧之争，变法者之间也有如何变法的争论，所以这时候“定国是”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无法开始变法。“定国是”如何解决？“国是”制度化。

    国是如何制度化？很简单，比如新法，它不再是王安石个人的变革设计，而是神宗皇帝和士大夫们共定的“国是”。国是就是最高国策变法和皇帝、士大夫们的政治生命合为一体容“异论相揽”，由此也成了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的一个重要依据。

    国是制度化了，了最高国策，那么无论是皇权还是相权合法性都可以由“国是”提供，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一切政争、党争也皆来源于“国是”，如果“国是”不能确定么政争和党争也就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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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明白了吗？”赵明诚道，“大宋的党争就是来源于‘国是’，‘国是’不定，新、旧两党势必为了争夺决策权而大打出手。‘国是’为什么定不下来？士大夫们只能鼓吹变法不能发动变法，他们仅仅是思想领域的原动力。变法只能由皇帝发动，皇帝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只有这两股原动力合二为一，变法才能开始，而‘国是’才能制定并将其制度化。”

    “看看我大宋代变法，不管是庆历变法还是熙宁变法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究其原因是皇帝和士大夫们无法‘定国是’，说简单一点就是无法合理分配权力。”

    “变法最终都要以强权来推行法的具体实施则由宰相和一帮文臣们来操作，相权如果过度集中到变法的新党手上，这显然会影响到皇权，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蔡京就是一个例子，他和新党人士最终主掌了权柄，权势倾天，结果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贪污**横行天下，新政迅速蜕变，国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

    “皇帝和士大夫们在‘国’理念上有激烈的矛盾，这很正常。仁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和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蔡确这些大臣在‘国是’理念上各有看法，结果导致变法反反复复，党争愈演愈烈。当今太上皇和蔡京在‘国是’理念上也有矛盾，蔡京四上四下就很能说明问题，每当太上皇的变法思路和蔡京的变法思路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蔡京就下台，所以新政蜕变的责任不是蔡京一个人的，太上皇、蔡京和大臣们都有责任。”

    李有些明白了。

    变革不请一帮上大夫们拟制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就行了，它需要皇帝和士大夫这两股原动力的结合，而变法若想成功，必须要解决“国是”，而解决“国是”的核心是权力分配，也就是皇权和相权的合理分配。从大宋变法失败的教训来看，必须让相权进一步扩大，直接主导变法。

    就李虎来说，挟天子而号令天下，未尝不是以强权推行变法的一个好办法。

    “叔父，刚才你也说了，蔡京和新党人士主掌权柄后，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导致新政迅速蜕变。”李虎问道，“这个问题不解决，如何保证变革的成功？”

    “这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个问题。”赵明诚笑道，“大宋新旧两党之争，表面上是治国策略之争，但归结到根源，却是学术之争，也就是儒家各学派的思想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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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国是：源出于南朝范的《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

    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治国的大政大策。

    “是，则也”（《尔雅言》），而“则，常也”，“法也”（《尔雅》）。“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中的“是”即为则也，常也，法也，是国家长治的大政。“共，同也”（《说文解字》），即齐心协力的意思。这样看来，共商国是，即可解释为“齐心协力地商定国家大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