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旧党,司马光是陕州人,文彦博是汾州人,范纯仁、范纯礼兄弟是陕西彬州人,
是河北相州人,吕大防是京兆蓝田人……旧党的党是北方人。”
“你祖父李清臣很特殊,他是河北相州人,一个出来北方的变革者,由此不难推测,他和这些来自东南的新党魁首,有着天生的来自地域政治的矛盾,所以他和蔡京有生死之仇,完全可以理解。”
“另外,新党人士之间很多是亲故关系,如王安石的姻亲谢景温,入台谏重地,王安石的另一个姻亲曾布也得到重用。王安石还将子、婿亲故引入府署重要机构。比如荐举朱明之为崇政殿说书。这个朱明之先是王安石的妹婿,后来续弦王安石的侄女,两人关系可谓亲密。”
“王安石还与儿子王、女婿蔡、妹婿沈括、侄婿叶涛及门生曾布之弟曾肇、陆佃、龚原等人商议变法大计,研究儒学经文,又同王、蔡、沈括共撰《三经新义》,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
“因此,最早作为变法产物的新党,主要是以王安石为核心、以亲戚、乡党和其门生故吏为主干而集结成的政治群体,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性和裙带化的特征。”
“随着形势的变化,党争越来越激烈,而新党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一些新党魁首人物对变法态度也有所变化,始终如一地坚持王安石变法者固然有之,但更有那么一些人或出或入、或同或异、或敌或友,呈现出复杂的政治变化。”
“熙宁、元丰年间,吕惠卿和蔡确执政,主张‘守其成规’;绍圣以后的章、曾布、蔡、蔡京登台,倡导‘绍述’;不管是‘守其成规’还是‘绍述’,这两种政策都和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变法有所密切联系,当然,也有一定的程度的背离,但在旧党人士看来,这些派系都是同一类,都是新党,都可以统称为新党的核心。”
“正因为新党派系复杂,导致新党在长达五六十年的党争中,始终没有形成一股稳定的强有力的占据绝对优势的力量,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继而也没有形成一个牢固的‘国是’,这是大宋变法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李虎至此大概理解了赵明诚的变革思路。
变革需要两个原动力。首先皇帝要坚持变革,不要患得患失,三心二意,但从过去的变革历史来看,这个非常困难,所以赵明诚希望自己能控制大宋权柄,削弱皇权,确保变革可以长时间持续下去。其次大臣们要坚持变革,要统一思路和方向,不要频繁地改变政策,但过去因为党争,因为同一党内的派系林立,导致国策频繁改动,导致朝堂不稳定,国力日渐衰弱。
两个原动力结合了,那么就要“定国是”。“国是”一旦确定,党争和政争就可以得到有效缓解,这有助于变革的成功。
第一个原动力,就是发动变革的原动力,赵明诚解决不了,只能指望李虎。李虎如果能抰天子号令天下,以强权和武力推行变革,那变革的持续进行就可以得到保障。
第二个原动力,就是实施变革的原动力。赵明诚以新党派系斗争对变法的破坏,以新旧两党的党争和南北地域政治群体的对立,来告诫李虎,若想变法成功,首先不能有党争,而要想避免党争,首先就要放弃新旧两党人士,重新用一帮锐意变革的士人。
李虎沉思良久,觉得太上皇和蔡京的合作与赵明诚的变革思路基本上差不多,但变革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
“叔父,太上皇主政后,锐意变革,他起用蔡京为相,驱赶元佑党人,推行新政,事实上确立了‘国是’,也避免了党争,但为什么大宋还是走到了今天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
“归究起原因,和几十年的党争有直接关系。”赵明诚说道,“几十年的党争让大宋陷入严重危机,尤其是财政危机,所以太上皇和变法大臣们非常急切,要马上扭转财政危机,于是新政迅速蜕变,继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现在变革,首要解决的还是财政危机。”李虎继续问道,“那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变法?”
注释:
绍述:
宋哲宗恢复神宗时各项新法的事件。元八年(1),神宗母高太后死,宋哲宗赵煦亲政。他对反变法派的专横无君久已不满,因此亲政后召见新党,任章为宰相。并以“绍述”(继承)神宗成法为名,于次年改年号叫“绍圣”(11)。在此期间,神宗时期的新法逐一恢复,反变法派被贬官流放。史称这一时期为“绍圣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