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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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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有赵明诚的《金石录》,都是这方面的佼者。

    正因为如此,赵明诚对古经文有很深的研究,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大宋历

    尤其是当今的太上皇,对恢复礼制非常热衷。其实个借口,某种程度上是大宋统治者对儒学的一种改造愿望,希望儒学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能为大宋国策的修正提供理论依据,继而帮助大宋用更好的国策发展强大。

    赵明诚把自己多年来对古经文的研究、对新学理论的研究和对变法得失成败的总结,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文荆公的变法侧重于财经改革,疏忽了政治改革。大宋变革从文荆公的熙宁变法到蔡京主政,新法断断续续、前前后后实施了五六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

    赵明诚把自己对新政的看法说完之后,李虎有些惑了,变法的目的不就是要解决财政危机嘛,为什么还要注重政治改革?

    “大宋的危机从表象上看,主要是财政危机,其实往深层次看,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源则是来源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赵明诚说道,“变法不去解决危机的根源,却一门心思想从表象上解决问题,那变法不可能成功。”

    这话有道理。这就象一个人生病,治标不治本,甚至舍本逐末,那病当然越治越重。李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当即对这种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叔父可以详细吗?”

    “王荆公的变法思想叫权之变。”赵明诚解释道,“荆公在地方上做了二十多年的父母官,对权贵官僚们疯狂兼并土地,对中小富豪地主的破产,对百姓在赋税重压下的困苦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大宋财政危机爆发后,要求变革的思潮开始在朝野兴起,其后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庆历变法,而荆公也由此产生了变法强国的想法。”

    “记得当时荆写了一份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份奏章里,他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变法措施,但他明确指出了当时国政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变法的必要和变法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当时的危机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是以变法势在必行。他认为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关键在于增加财力。

    他后来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是以此为目标。”

    “为说明变法的合理性,公提出了‘权时之变’的‘先王之政’说。”

    “所权时之变,就是根据时代变化而修正先王之礼法,这是先王礼法中原有之意,而先王之政在则于运用礼治与法治两种手段治国,缺一不可,但是先王所用礼法都是根据当时需要制定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礼法也会产生弊端,不合时世,后人应当‘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如果不敢逾越古人一步,以为这样就是遵从古人礼法,那就错了,恰恰背离了先王之政。”

    “汤、武生桀、纣之世,如果‘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哪里有所谓的汤、武?孔子同样‘有时而用权’,如果孔子只知固守常礼而不知权时而变,哪里有所谓的孔子?圣人为政之道,在于审时度势,根据时代需要制定礼和法,这恰恰是遵先王之道、合先王之政。”

    “由此可见看到,文荆公所要‘权时之变’的,所要变革的,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还有就是废弃均田后出现的土地过度兼并,而不是要削弱中央集权,更不是恢复均田制。”

    “文荆公明确主张‘操纵之权,上之所专’的皇权集权思想,在他看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大权,必须掌握在皇帝手中,不可旁落。他认为历史上的、舜、禹、汤、文、武各代之盛,正因为‘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所以他在变法中,不仅没有削弱中央集权,反而处处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努力。”

    “中央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财经制度上就是国家垄断,这严重触犯了官僚贵族和大富豪们的利益,所以熙宁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到了蔡京主政,把元佑党人全部赶走了,一系列的以国家垄断为基础的财经制度实施了,但后果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却无限制放大,最终新政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一看,大宋的财政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就是大宋的基本国策,大宋所有制度都是以‘中央集权’来制定的,中央权力越大,皇权高度集中,必然产生弊端,而任何变法如果不在这个根源上想办法,那么弊端就一直存在,无论怎么变法,最终都是失败。”
白领情缘美丽的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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