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自嘉祐三年被召回京城后,没出半年就又上旨请求外调。天子驳回了他的请求,可王安石却一再上表,表示自己要去地方上继续历练。
不是王安石矫情,实在是对于京中的官场风气颇为看不下去。虽说这个时候,宋国的朝堂上贤能官吏很多,可王安石这人脾气实在有些古怪,对于官员奢侈之风实在看不下去。
而且在京中压制较多,许多事情都得不到施展。几次下来后,王安石也算看明白了,赵祯只是个守成之君,自庆历变法失败后,这位帝王已不敢轻言变法了。
原本王安石在入京前以为赵祯心意有变,因为杨涵瑶的许多建议都被他采纳,以为这位帝王又将大刀阔斧行变法之事,这才欣然入京为官。
可等他到了京城以后,却发现赵祯还是那个赵祯,朝臣还是那些朝臣,对于他说得变法要大刀阔斧,要下猛药的说辞都不以为然。
失望之下,王安石又起了回地方做官的念头。毕竟他在常州时,观察到了许多事,跟杨涵瑶又多有交谈,得到了不少的启发,总结出了一套更为完善的变法理念。
现在既然京城里无法施展,不如退而求其次,回到地方上,当个一把手,那么许多事都可以去做了。
于是在多次上表后,终于被派到了江南东路去做刑狱。这在后世相当于一个省的政法委书记或者纪委书记了。在地方上那绝对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王安石心满意足地走了,虽说是刑狱,可他相信他现在那套理论非常地不错。只要和地方官员多沟通,把常州模式一一复制到一州一县得话,江南东路必有很大的改观。
不得不说王安石还是很有本事的。在嘉祐三年八月到任后,他与地方官员多有沟通,并把常州的所见所闻著写成册,发于大小官员,使得江南东路的民生,经济大为改变,到任两年多,赋税翻了好几倍。
这使得王安石更加坚定了要变法的念头。对于现在琢磨出的那套理论也越来越坚信。他觉得只要大宋每一县都套用常州模式的话,那大宋必将开一代盛世局面,远迈汉唐。
嘉祐四年,在杨涵瑶的介绍下,江南东路开始大力种植棉花。等到了嘉祐六年,棉花已成了江南东路重要的经济作物。
除了棉花外,在去年的时候,杨涵瑶又送来了新的物种:花生。据说也是她那师尊从海外寻来的物种,可榨油,药用价值也非常高,是一种不错的经济作物。
“经济”这一词是王安石在常州与杨涵瑶交谈时听到的最多的词语。在王安石看来,所谓经济其实就是民生,提高经济等于改变民生。
王安石在这一方面,脑子很是灵活。一点也没有古代士大夫的迂腐,一提到钱就一脸不屑。
王安石为官起,就一直在地方上为官。不管是做县令,还是做知州,他总是喜欢在地方上到处转悠,与社会底层老百姓的接触非常多,是个标准的实干家。
因此老王同志对于钱财的重要性那可是比谁都清楚。特别是在常州与杨涵瑶接触后,看到常州商会一日日壮大,看到常州百姓生活的改变,以前一些模糊的地方终于变得清晰了起来。
想要改变民生,那首先得有钱。那钱从哪来呢?在常州时,杨涵瑶曾给他画过一副经济循环图,使得他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
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提高经济就是改变民生。怎么改变民生呢?首先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就是要让他们赚更多的钱。
老百姓手里有钱了,需求也会跟着多起来,那样,商市也会跟着繁茂起来。商人赚到钱了,自然要上税,赚得越多,税就交得越多,国库也就跟着丰盈了起来。
国朝有了钱,就可以修桥铺路,加强边防的建设。这等于又是将钱用到了老百姓身上。如此周而复始,钱还是那多钱,可当钱流通起来,流通到各个领域后,那么强国富民则不远矣。
钱财如水,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否则地话,只是死水一潭,时间久了,自然要生问题。
这是杨涵瑶的原话,王安石这几年在江南东路实践下来后,更是深以为然。如今江南东路的老百姓日子不知比以前好了多少倍。
就连地方上的官员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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