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吉原本就是个急性子,最讨厌说话绕弯子,加上现在的身份跟过去已经完全不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可以说是大忙人一个。
所以说,在迎接美利坚联盟国特使的酒席上,发现那位副总统先生说话太过不着调,很不对自己的脾胃之后,李永吉干脆失去了继续交谈的耐心,不再继续亲自接待,而是找个借口回去继续宅陪苏荷,谈判的事情都交给了高俊杰。
高俊杰就是杰森.吉姆逊的中文名字,当初蒲安臣过来史密斯兰谈判的时候,就是他负责接待,并充作中方的随身翻译。
虽然杰森.吉姆逊是一名英裔白人,但早就加入了中国国籍,还在中国娶妻生子,之后又接受了东方集团的雇佣,派来了好莱坞红堡,最终因缘巧合加入了中华远征军,成为远征军中众多中国籍白人翻译官之一。
当初远征军之所以雇佣了那么多白人翻译官,是因为李永吉要去的是北美洲东南部,周围都是白人或者黑人,基本没什么黄种人,所以他们这支远征军算是真正的孤军深入。
正因为要征战的目标都是以白人为主,所以为了交流方便,必须带一些白人翻译官。
说起来,在中国正式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宣战之前,好莱坞红堡,或者说洛杉矶那座新兴城市,基本已经是中国人的聚居地了,虽然也有不少白人来往,但都是经商的商人,就算会说几句中国话,但也只能是一些最简单的常用语,要当翻译是绝对不成的。
在早期好莱坞红堡大建设时期,或者说在中美正式宣战之前,洛杉矶华人对外交流的语言还是以英语为主。只是在宣战之后,中国人迅速出击,横扫整个加州,把旧金山等重要城市全部收归囊中,这才强制性的要求整个加州以中文当作官方语言,但英语依旧没有放弃,毕竟当地还有大量的白人。
在开战之初,李永吉就提前想过白人方面的问题,所以提前向国内招募大量的白人翻译。
白人翻译未必能力就比华人翻译强,毕竟严格来说。当时的中华帝国中,懂中英双语的华人很多,不说南洋,光一个香港就有不少人可用。
反倒是精通中文的白人,是属于十分稀少的物种,之前的满清时代就不说了,哪怕中华帝国建立,精美的中国货开始强势的行销全世界之后,来中国的白人越来越多。但真正懂中文的白人数量很少,雇佣这类白人翻译的价格就更不用提了,是华人翻译的数倍,性价差太多。
当然了。如果是在过去的满清时代,白人翻译还是很吃香的,毕竟那时候的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有特权,官府都不敢得罪。所以要是雇佣一个白人翻译,做事会方便很多。
但是,当大清帝国被推翻。中华帝国强势崛起之后,这种洋人高人一等的情况就完全扭转了过来,洋人在中国土地上再也没有了像过去那样的种种特权,反而受到很多约束,一个不好就要受罚吃官司。
甚至是,由于之前洋人身份高人一等,华人自觉矮一头,结果等自家国力增强之后,民族自尊心迅速膨胀,中国人对洋人的观感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反弹,由原先的极度自卑,一下变成了极度自大。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满清时代,一般华人老百姓见到洋人都是下意识的低头避开,是一种深入在骨髓的自卑心理,可当洋人被连续击败,且重新跟中华帝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所谓谅解备忘录,取缔了洋人在中国的特权,洋人也要遵守中国法律之后,中国老百姓一下子就抖起来了。
这种变化一开始还不明显,毕竟洋人的长期淫威让大家还很畏惧,但是当俄罗斯远征舰队被中国海军全歼,被迫割地求和,且割让的领土面积比得上大半个中国领土之后,这种天朝上国的心态就重新涌了出来。
到了那个时候,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华人,一旦见到了洋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下意识的低头避开,而是刻意的挺胸抬头,来显示自己的高傲,甚至很多当地的精明痞子还故意拦在洋人面前,用各种方法加以挑衅。
一开始,很多洋人不适应,面对那些华人的挑衅,往往都用自己的方法去抗争,一般来说就是动手动脚之类的。
但是,一旦动手动脚,那些华人痞子就开始高声喊冤,然后就上报警察,而那些警察呢,大都是以前的捕快转变而来,本来过去对洋人就心气不顺,一但遇到这种事情,基本都是二话不说就把洋人抓起来,再安上各种罪名,进行严加审讯。
一开始,当地的领事馆还提出过抗议,可是发现没用之后,也就迅速转变态度,开始主动服软,让被抓的洋人乖乖的认罚了事,千万别玩什么上诉之类的。
果然,那些上诉的洋人都遭到了无情的反驳,大多数都被法院判处了轻重不一的刑法,而那些不上诉,乖乖认罚,尤其是态度好,拿钱多的洋人,大都被训斥一番,要求写个检查,交了钱就被放出去了。
这么一来二回,发生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之后,再加上当地领事的严加嘱咐,结果就是在中国的洋人行事越来越束手束脚,平时都集中在领事馆附近的区域,一旦需要深入中国内陆,就必须雇佣几个中国通随身,否则的话肯定是被讹诈的命。
因此,虽然说中华帝国已经在名义上已经对所有合法入关的洋人开放了,也就是说持有合法入关许可的洋人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自由的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行走,但由于中国的环境使然,白人在没有华人作陪的情况下,根本不敢私自深入,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种华人主动排斥洋人的情况,在李永吉还在国内的情况还算比较轻,比较那时候华人的心态还没彻底扭转过来。而且李永吉坐镇皇宫的时候,威慑力也比较大,比较都知道洋人跟皇帝关系比较好。
但是,当李永吉隐姓埋名的前去北美洲,国家内政都交给皇后以及沈世明之后,情况就开始变化了。
皇后殷素素虽然掌握内务府,但她天性疏懒,不爱管理朝政,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带孩子,所以慢慢的。朝政方面都归了沈世明所掌握。
沈世明主政之后,或许是童年阴影,小时候曾经被洋人欺负过,所以对洋人开始呈现出强势的一面。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发现首相大人对洋人似乎不太感冒,下面的官僚也就懂了该怎么做,具体到地方警察局呢,很多警察干脆把这个项目当做了本地创收项目。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警察抓捕洋人大都是用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以行政处罚,尤其是罚款的处罚方法居多,而这种罚款是可以截留一大部分留给自己的,只需要上缴三分之一给上面。
有这种好处。警察当然是乐意罚人了,可是如果是处罚当地的老百姓,且不说大家都是街坊邻居,面子上不好过。就说真的要罚款吧,穷人摆明了没钱可罚,万一惹急了。他们的家属去法院告你,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得不偿失。
富人就更不行了,中国的富人大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势力盘根错节,不是有钱,就是有关系,随便抓一个都能弄出一大堆事儿来,到时候都不用法院出面,光那些挂名的议员就能让你头疼的。
所以说,警察一般是不处罚当地人的,至少不会明着诬陷,可洋人就不同了。
洋人是妥妥的外来户,在本地毫无根基,而且仇恨值很高,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很讨厌这些洋人,所以诬陷处罚这些洋人,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心理负担。
在过去的时候,洋人有坚船利炮做依靠,有衙门的老爷们做约束,可现在洋人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衙门的老爷呢,面对洋人也都变成了强项令,可以说惩罚洋人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所以说,警察干脆配合当地地痞流氓,让地痞流氓先去找茬,警察再过去收尾,整个过程有理有据,形成了一整套的钓鱼执法模式,并且迅速广为传播,成为了各地警察部门搞创收的必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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