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18世纪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约翰·普拉姆爵士（　）曾经说过，无关痛痒的共识无助于推进对历史的认知，因此，在一致公认的解释框架内堆砌史料，并没有多少意义。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冷战时期的普及读物和学术论著中一个最为普遍的取向，是将革命看作历史转变的关键因素，以至于“革命中国”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的同义词。[1]从这样的观念出发，“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和“农民起义”，都是中国在19世纪衰落的先兆，而最黑暗的时代则是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到国共三年战争（1946-1949）期间。经历了1895年的挫败，衰弱无能的清王朝已无法抵抗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瓜分。同时，义和团运动严重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清帝国很快走向崩溃，陷入混乱的境地。传统观念认为，1911年清朝终结之后，一个依赖外债、软弱腐败的中央政府，很快就被一群相互争斗的军阀取代，他们通过行贿、胁迫、密谋和战争谋夺权力，致使中国四分五裂。我们所接收到的一种观点是——1927年，国民党建立了政治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但地方腐败、政策失效、派系倾轧、战事频发和经济萧条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困境，社会越发动乱，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加速促成了共产党的成功。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持续不断的侵占也达到顶点。紧接着，1946至1949年国共两党爆发全面内战，最终，解放为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画上了句号。1949年，结束了一段漫长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目的论者一般都持上述看法。因为20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似乎都与革命有关，所以学生们倾向于寻找共产主义的“产生原因”“根源”“阶段”和“起源”。[2]革命为判定哪些事实具有历史意义定下了基调，为建构现代中国的一元认知体系提供了坐标。这一取向根深蒂固，连饥荒的话题都被忽略了，而它本可以对民国政治构成批判。正如苏嘉塔·柏瑟（）所说：“越南和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撰写革命与起义，而印度历史学者则侧重于描写宿命论与饥荒。”[3]过去，历史学家们往往是通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和“社会分崩离析”等范畴来认识民国的。结果，我们的历史撰写过度重描“剥削”，只有最近对民国慈善事业的研究才稍稍平衡了这种现象。虽然关于民主的研究在稳步增加，但历史著作里依然满纸“革命”；我们的历史读物中充斥着匪徒、军阀和娼妓，而通晓多种语言的外交官、归国移民和女商人，才刚刚进入我们的视野。尽管近代史研究领域已发生急速变化，但抛弃传统观念的尝试在今天仍会遭到非议，如傅正原（Fu　）写了一本讨论中国专制政治的书，其中只用了四页的篇幅论述在共产党接管之前中国存在的自由传统，就被同情革命的评论家指责为忽略了民国时期的“黑暗面”，[4]因而是“片面的”。虽然在流行话语里随处可见这种乏味的论调，但在一段时间里，许多专业历史学者已展现了混乱和战事之外的更为丰满的民国气象。甚至“革命史”研究路径的提倡者费正清（John　K.），也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描绘为一个充满悖论的共和国家。譬如，尽管战乱不断，但它却是一个文化上繁荣的时代。最近，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如帕克斯·科布尔（）、高家龙（an）、柯伟林（　C.）、玛丽·兰钦（Mary　B.）和罗斯基（i）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民国的认识；中国台湾和大陆的许多学者，也在近二十多年里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研究这个时代。从外交到宗教，研究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认可，这是一个格外多元和国际化的时代。尽管我们对这个国家在共产主义时代之前的开放程度和深度，仍然缺少一个整体性的描述，但现代中国开放边境、思想和市场，融入世界的冲动却势不可当，许多人已在持续努力记录这段历史。本书运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借鉴内容翔实的研究成果，挑战了认为现代中国主要是一个“军阀统治的”“帝国主义的”或者“分裂的”时代的传统观念，并提出这个时代在很多方面，可能恰恰是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黄金年代。民国时期，人、商品、思想与世界不断交流，全球性的流动促使社会的多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一般的历史课本仍未接受这一点。事后看来，冷战之前的半个世纪，世界进步的推动力是全球化，而不是革命。本书目的不是穷尽论据证明上述观点，而是希望绕开那些无趣的共识，激起一些批判性的思考，鼓励读者的创造性思维。本书详细的注释提供了更为充分具体的研究专著以资参考，同时为以后...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