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九十五）国家机构的“调整”

及主管官员职责明确，改变原先封建行政系统职权不清，相互掣肘的状态，“使事有专责”，把原来的“吏”、“礼”、“兵”、“刑”、“户”、“工”六部增加到了十六个，并改变了名称，主管国家财政的“户部”变为“度支部”，主管军事的“兵部”变为“军务部”，“工部”变为“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刑部”变为“司法部”，“吏部”和“礼部”保留原来的名称不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新增“铁路部”、“需务部”、“邮传部”、“交通部”、“民政部”、“监察部”和“警务部”。

    在各部成立的同时，合并取消了一些清代重复设置的官署，象取消内阁和军机处，收权力归政务院；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等官署都被并入了礼部；原先的兵部、练兵处、太仆寺、全国督办军务处、海军衙门都统统归入了军务部，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措施。

    各省地方的行政机构，也都按照中枢行政机关的设置统一进行了改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划时代的机构，即“议政院”。

    为了使国家能够尽快的恢复秩序，李鸿章等“政务院”大佬每有所举措，都事先和各省派来“共商国事”的代表进行广泛磋商，征得大多数人同意之后再施行，“以求稳妥”，也就是各省代表经常列席政务院的会议，为了方便政务院的首脑们更广泛的向各省代表征求意见，有的外省代表干脆提出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由各省代表组成，“凡有事则公决之，交由政务院准行”，这其实已经有些西方国家议会的意思在里面了。

    李鸿章出访过英国，曾对英国的议会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也十分赞赏，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来，他立刻就表示了同意。

    但张之洞却有些担心，毕竟，曾经是他的“学生”的梁启超以前不止一次的向他提出来过，中国“民智”未开，过早的设立“议会”一样的机构，是“取乱之道”，所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自己的担忧，“任无识之民不明所以，对国之大政横加干议，恐于国有大害”，表示了反对。

    张之洞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另一位参政陈宝箴则指出，将要成立的“议政院”将由“各省公推之有识之士”组成，这些人大多是各省的地方绅士或民间极有威望的人士，他们的见识及学问是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他们这些人是联结“上下之情”的纽带，由这些人组成的“议政院”参与到国家政治当中，是不会出现象张之洞所担心的那样的情况的。

    陈宝箴的观点得到了刘坤一、谭钟麟和林绍年等人的支持，因为这帮人原先都是总督巡抚一类的封疆大吏，他们多年的从政经验就已经告诉他们，地方督抚的权力再大，也不敢完全忽视地方绅士的意见，他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时候，必须审慎行事，而不能随意冒犯地方绅士，否则就会给自己招来相当大的麻烦（比如说云贵总督林绍年就不敢忽视“滇南王四”的意见），所以如果成立以地方绅士为主要代表的“议政院”的话，对国家来说，应该是有很大好处的。

    张之洞原先是湖广总督，也知道这些，陈宝箴一说他立刻就明白了陈宝箴的意思，因此也表示了同意，于是，带有中国早期议会性质的“议政院”，也就这么成立了。

    陈宝箴还提议各省同时成立“咨议局”，做为地方政府的议政机构，由各省地方绅士公选代表参加，然后由“咨议局”公选代表进入国家中枢的“议政院”，参与国家政治讨论，“使上下情相通，不至雍塞”。

    对于这个建议，政务院的所有人都表示了同意，带有中国早期地方立法机关性质的“咨议局”，也就此成立。

    没有了落后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的阻碍，中国现在呈现出的，已经是一番新的气象了。

    可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的孙纲，看着新生的中国发生的可喜变化，现在却并没有轻松的感觉。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的孙纲可以说位高权重，但权力大了的同时，也意味着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大了。

    因为，自己现在，是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来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