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中人目光短近,见识浅薄,大多只是凭一时喜恶谈论,只可当民心所向参考,不足以便作为执政者定策之准则。其实中部这些粮商,要解决并不困难,发一道命令,派一个胥吏下去,就能将他们抄家灭族,然而中枢迟迟不决者,必在政制有所远虑,这便可见天策执政诸公不同凡流,若是契丹胡主或者洛阳那位天子,只怕都未必有这样的耐心与见识,至于孟蜀、吴楚之辈,怕是更没有这等胸襟。”
郭汾听得心喜,暗道:“范质的见识素来为郑济、张毅等称道,只可惜他是中原派驻凉州的使者,不然来个楚才晋用也无不可。这个魏姓士子,见识却也不俗。”
范质道:“如今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这事颇难定夺,不管最后如何选择,我们都便可从中管窥今后天策军立国规模之走向了。”
“那又不然,”那魏姓士子道:“天下事不定一宗,则道为天下裂势所必然,若是元帅在此,由他定夺,则我们看出走向不难,但元帅不在,中枢决策未必便完全符合他的本心。”
范质道:“道济兄,若依你说,则杨、郑二位之论,依谁的主张会让国家更有利些?”
郭汾听到这里上了心,她正想听听没有利害冲突的有识之士如何评价杨、郑的主张了,不想竟在这时凑巧遇上。
却听那魏姓士子失笑道:“你是外国驻使,我是候考书生,若是关起门来说话也就算了,如今却当众高谈阔论,却要让隔壁香客笑话了。”显然他并未完全忽视郭汾的存在。
郭汾咳嗽了一声,道:“两位何必自谦,我曾听拙夫唱过一句词道:‘千古兴亡多少事,都在渔樵笑谈中’。渔樵尚论得兴亡,何况两位饱读诗书的士子。”
范质怔了一怔,心想:“这声音听着有些熟耳啊。却想不起是谁,此人谈吐不俗,多半是在哪次酒宴上见过的贵妇人。”
那魏姓士子却已经喝起彩来,道:“千古兴亡多少事,都在渔樵笑谈中——好词!却不知道出自何处?”
郭汾笑道:“拙夫也是听人传唱,妾身也不晓得。”
那魏姓士子终究年轻,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龄,凉州的政策又不防民之口,当下便无甚顾忌,道:“其实杨、郑二公之论,都是出自公心,都有其长,但也都有其短。杨国老之论公而不党,易而无私,能以百姓之心为己心,执政者若能时时刻刻本此情怀,则国家有福,社稷有福。”
郭汾道:“按先生所说,却是杨国老之论为是了。”
“那又不然。”那魏姓士子道:“如今天策执政诸公,尤其是张元帅,那都是不世出的人物啊。也不是说张元帅与执政诸公的才能超迈往昔圣贤,而是说像张元帅、杨国老这样既能以百姓之心为己心,且又能左右朝政的人,并非代代都有,甚至可以说是十中无一!凡人皆有私心,处帝王将相位置上而还能凭公处事者,青史之上屈指可数!权柄这一神器,若能时时放在圣贤手中,那自然是万民之福,但世人皆有私欲,公而不党,隔世而斩,易而无私,不能久传。国家终究会有遇到昏君庸臣的时候,那时若无礼、律、法来加以约束导引,则国家必乱。因此圣人既崇尚贤君,但更强调大礼制,而杨国老之论在当代或者不会有什么大祸患,但垂至后世若形成强权,则容易被官僚之大者利用,成以权代法之祸。”
郭汾听得心中一凛,心想这一番议论比起在天策府内听到的又更明晰了一层,因道:“原来魏先生赞成的,是郑长史的主张。”
那魏姓士子一听笑道:“那又不然!郑长史的主张,护人人之私以成其无私,这也是一片大公之心,不过若按照这个主张,不但在当下会有祸害,就礼法制度建创而论,垂至百年,也未必就颠扑不破。”
郭汾道:“这是什么道理?”
那魏姓士子道:“法无常可!世异则事亦异!事异则律法之用变!即便是在一开始本着至善之心所修订的至善之法,垂诸后世,一样会出现弄法之徒。”
“弄法之徒?”郭汾插口问道。
那魏姓士子道:“就是玩弄法度以谋私利的人,这群人不是靠强权,而是靠智力。百姓智浅势弱,面对律法只能遵从,而人群中却必有一群智谋之士,一开始是遵礼守法,继而能在这律礼之下如鱼得水,得财、得势、得舆论,而百姓不敢言其非,继而操纵律法、政务、礼制,最后甚至能反客为主,让律法、礼制乃至政略都听从其安排!其律法越严密,越完善,就越能织成一张天罗地网,让百姓无所遁逃,为法所困却无能为力。到了这个时候,若更无一种能本百姓之心的民本力量来制衡它、打破它,那便是比官僚之祸更加可怕的德贼法患了。为强权所压迫者,百姓被逼到极处尚能有奋起反抗之心,为密法所困者,却就只能在法网之中兜兜转转了。”
他说到这里,顿了顿道:“其实这些道理,战国诸子已曾论及,且辨析得甚为精微,不过我也是西行入凉之后,将所见所闻印证诸子至论,到最近才悟得透彻。现在高昌的那些粮商的作为,已有这个肇端了。据我所知,他们的行止其实并未触犯当前天策大唐的律令。”
郭汾听到这里有些怔了,那天在天策府中她其实也觉得杨定国的气势更足一些,然而杨定国终究学养不足,只是凭着一股气势与郑渭抗衡,而不能如这个魏姓士子一般剖析其渊源利害,更没法找到理论支撑点来,而这时再被那魏姓士子一说,郭汾方有豁然开朗之感。
就在这时,隔壁一直没加入谈论的范质在接连听郭汾说了几句话之后,忽然暗惊起来:“啊!我记起她是谁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