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朝议。 不同于奏报下旨模式,这些阁老和都督们似乎并没有达成合意。这让他联想到一个词“坐而论道”。虽然这种流行于秦汉的传统在宋时已经不见了,不过现在却又看出了端倪。
按照大明朝礼,百官行礼之后立于两侧,如果是侍坐御前,则在奏事时站起来,奏完之后才能坐回去。眼下这些阁老、都督,只是说话前起身行礼,旋即就可以坐着说话了,真是优渥到了秦汉时代啊。
崇祯并不知道,这是因为他这个皇帝在场,如果只是皇太子在,阁老先生和都督将军们连起身行礼这个环节都可以省略。
在朱慈烺看来,只是缩减几个小礼节就能让人觉得自己礼贤下士,待之以国士,世界上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了。
待之以国士,自然当会以国士报之;待之以奴婢,则让人以仇雠视之。老祖宗们早就将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了。
在后世许多人说明朝大臣得跪着跟皇帝说话的时候,怎么能够想象神宗万历因为强迫一个小宦官唱戏未遂,一怒之下剪了宦官一缕头发戏耍,竟然差点被废去帝位。
崇祯也是践行这个道理,接见重臣时喜欢用家人礼,如今见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是欣慰。
在他看来,任何一个能够明礼仪,不骄于人上的君主,势必不会成为一介暴君。而这是崇祯对儿子最大的忧虑,很难确定朱慈烺到底是太祖、成祖那样的戎马之君,还是会成为武宗、世宗那样的骄狂之主。
现在,崇祯算是放下了小小的忧虑,又想起了最近报纸上的种种论调。这位皇帝十分聪明。但缺乏看透迷雾背后真相的智慧。朱慈烺知道所谓禅位之说只是个闪光弹,但皇帝却实实在在被闪了眼睛。
——如今四海升平,就此退位也算失国而后复,未必会留下恶谥。而且皇太子开辟辽宁、海西两省。荣归于上。也算是给自己增光添彩了。日后若真有封狼居胥的不世伟业,难道也要叫儿子让给自己?
崇祯听着下面的争论。心中开着小差。
——崇祯二十三年,倒也够了。
崇祯轻轻掐了自己的掌心,下定了禅位的决心。
朱慈烺请父皇前来坐镇,并非自己镇不住。而是出于礼节的考虑。国家大事无非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这么大的事不让皇帝参与,自己真成了跋扈。反正皇帝现在对于政事已经不甚关心,颇有一副甩手掌柜的模样,也不用担心他突发奇想,说些令人被动的话。
在阁辅与都督们的争论中,都督们努力将问题引向战术层面。而阁老们盯着全国战略不放松。看起来颇有些鸡同鸭讲的情形,但同时也是讨价还价的交手。当吴甡终于松口,同意在年内对日本进行惩戒之后,大都督府也表示了同意。
相比之下。对日作战更简单。从四年前皇太子就开始了琉球布局,有足够的文职官员处理后勤,有足够的通事翻译文书号令。加上琉球国提供的情报,大明对于日本萨摩藩岛津家族也有了认识,知道他们与毛利家族是两大反对幕府的力量,如果对他们动手,甚至可能获得幕府的默认。
而且日本有金山银山,日本铜是上好的铜料,硫磺的品质也高于大明——人家的火山还是活的呢。
相比之下,蒙古那边就什么都没有了。
“诸位时常引用吴子之言,‘一战者帝’,我也是深为认同。”朱慈烺道:“然而无论是南洋还是东洋,打下来并不能成就霸业,而且我们的海军还不足以毕其功于一役。真正能够成就千秋霸业的,始终还是在北方。”
照孙子所谓九地区别,蒙古这片开阔的高原——或说是被周围群山包围的盆地,其实一块“交地”。所谓交地,便是我可以往,敌可以来。从汉代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就通过这片交地,对华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尤其是汉朝有白登之围,匈奴的铁骑一度逼近甘泉宫百里之内。晋朝时更有惨绝人寰的五胡乱华之变,宋朝就不说了,到了明朝还有土木之变,每一次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而东、南两个方向,有大海隔绝,又因为其本国的战争潜力限制,对华夏其实都没有颠覆性的威胁。
当然,与世隔绝三百年,落后世界两个世代之后,发生什么怪事就很难说了。
“而且我做事,喜欢先难后易,只要解决了最难啃的骨头,往后就是势如破竹了。”朱慈烺毫不掩饰地将自己好恶展现出来。
一旦他这么说,谁都知道北伐是再难回避的了。
“这回我们的北伐绝不是像霍去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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