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不愿近身。
话说深圳的金融服务社是在改革创新,摸着石头过河的大环境中横空出世的新生儿。当初,它以探索者的姿态,强力地冲击着一成不变的旧体制,给人以春风扑面的感觉。但是,它是由几家股东合在一起数千万元的股本成立的金融企业,开业后,做着放大其股本金十倍、二十倍、五十倍、乃至一百倍的资产负债业务,它是建立在透支着国家信用和社会信用的基础上的,自身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不要说,因为先天不足的缘故,让它们勉为其难。就是作为旁人,看到这些金融服务社走在市场经济的路上,那战战兢兢的模样,就让人们担心它们的身体究竟能挺过多少个春秋。
想想这金融服务社在短短几年间,从犹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像春天的桃花一样吐蕾开花,接着虎虎生威、风光无限般让市民刮目相看,到后来愁眉不展、举步维艰的样子,真应了元人关汉卿的词儿:
想人间造物般兴废,吉藏凶,凶暗吉。
有一个问题,人们也开始注意到:金融服务社的一些业务做法,不但在各个金融服务社内部大行其道,以至很快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操作模式;就是在个别实力比较雄厚的国有银行,也有了操作的土壤。几年下来,深圳国有银行的经营成本也在上升。
就说存款吧,当深圳多家金融服务社一方面面临激烈竞争的环境急需扩张规模,不惜以高价买入存款,然后转移在贷款户身上消化成本;而贷款户增加了贷款成本后,直接的结果便是无力还款。这样,在贷款到期时,为了规避支付风险保开门,金融服务社又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买入存款,以延后支付风险的爆发。
这种金钱循环的怪圈,起初只在深圳内部循环。它的直接影响是导致专业银行的存款下降。这时,人们的心情还是兴高彩烈的,因为它冲击着多年形成的专业银行的服务体系、服务观念和传统的守旧思想。
但是,资本——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总是有它的趋利性的。加上深圳也是有着比较开放的环境,高息存款的消息很快在全国传开。这样,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乃至国外的游资悄悄的往深圳流入。这一流入,一方面降低了深圳银行和金融服务社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又为深圳金融服务社的另一次贷款**创造了条件。
事情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做着。人们也在风平浪静中过着日子。
一天,在深圳南山,据说是学着金融服务社的操作手段做了委托贷款的一家国有银行,凭着一张不规范的合同,将100多个客户的私人存款当作委托存款,然后作为委托放款发放给一家企业。企业的贷款到期后,无力还款,于是银行自然不肯支付到期的存款。这些收了高利息的100多个存款户,面对着银行以委托贷款未还的理由而拒绝支付存款的困境,便组织起来向银行讨个说法。这天,只见百多号存款户走到这家银行的前门广场上,个个头上绑着白布条,手上拿着写有“还我血汗钱”的三角旗,在这家国有银行门口静坐起来。
人们纷纷围观拍摄,在拍摄照相的人群中,不乏香港记者。第二天,香港的一些报纸上就出现了这些照片。
这无异于给各级政府和人民银行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警示:不能再疏于监管了,否则会出现大的社会问题。说得严重一点,会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会付之东流。因此,一次全面的分析、检讨、收编深圳金融服务社的工作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马应龙——这位身材魁伟、毕业于*风暴初起时的六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央财经学院的北方汉子,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副行长,分工主管特区内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管理与政策调研工作。据此,特区人民银行开展的对所辖金融服务社相关问题的调研分析工作,便由他责无旁贷的组织实施。</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