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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的贵族气（第1页）

京北文学的研究者一般都注意到了京北文学的平民气，从老舍到王朔，都被看成“市民神”的代表。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京北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平民气，特别是与其他城市文学的平民气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京北文学在平民气之外，或者说背后，还有着強烈的贵族气。这不但是京北文学区别于其他城市文学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京北文学的平民气与众不同的重要标志。

本文所说的京北文学是广义的，包括京派文学与京味文学，以京北人份进行创作或者以京北生活为题材的文学。本文所说的贵族气指超越于平民常生活之上的以神生活追求为核心的人文气息。

京派文学的贵族气似乎不需要过多证明。鲁迅论京派和海派时早就指出，京派近官而海派近商。“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京派”与“海派”》）京派文学的作者大多不是京北人，但他们喜huan在京北当教授和文人。他们喜huan京北比较舒缓的生活节奏，用欣赏的态度来描写京北的生活。他们最重要的作品不一定是京北题材，沈从文、萧乾、汪曾祺都以“乡土文学”驰名。但他们那些“乡土文学”的特恰恰在于是以京北文化人的视角来创作的。鲁迅把这类乡土文学叫做“寄寓文学”他们已经脫离了自己所描写的乡土，他们在文化的中心，遥想着那田园彩的乡土。那乡土不是现实，而恰恰是表现他们贵族姿态的一种手段。沈从文所描绘的如歌如梦的湘西，只存在于他的记忆和幻想之中（参见拙文《沈从文的自卑情结》），他的湘西世界是作为罪恶的都市世界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沈从文批判现代文明的参照系。如果失去了这个意义，那就有理由说沈从文《边城》一类的小说是虚伪的。他们描写的是下层社会，但关心的却是人类文明走向的形而上的问题。正如陶渊明虽然“种南山下”、“戴月荷锄归”但他的思想境界仍然是贵族的。鲁迅戏称他们为“京派大师”就是准确地看到了他们贵族气的一面。贵族也关心平民疾苦，或者说正因为他们是贵族，他们才关心平民的疾苦，重要的不是“疾苦”而是“关心”贵族的姿态就从“关心”上展现出来。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非常关心炎热的暑天里的穷人，但小说的阅读效果却很慡快。凌叔华的《绣枕》非常关心平民子的命运，但小说的笔调是那么优雅。正像通俗小说经常描写王公贵族的富丽堂皇的生活，却恰恰因此出自己的世俗气息。京派文学正是用一种“垂青”的态度，俯瞰人间的态度，使人觉得其不可攀。京派文学表面的轻松里，蕴蔵着深厚的自负，仿佛和蔼可亲，实则距离明确。京派文学的个人xing十分出，虽称一派，但互不统属互不瓜葛，语言风格也“各村有各村的招”沈从文使用自己苦练出来的长短不齐的经常不合规范偶尔还有病句的抒情xing语言。废名喜huan使用枯涩简洁模拟绝句表达方式的略带病态的短语。汪曾祺虽然不是京北人（籍贯江苏邮），却最喜huan模仿京北口语，他使用一种描述xing极強的又富于抑扬顿挫韵律的语句。例如小说《八月骄yang》里的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luan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cao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bang子面？”

“卖！”

“还是的。有bang子面就行。…”

他们的选择都是不能相互取代和复制的，具有“艺术品”的特征。他们也因此而藐视叙述者距离生活太近的海派和其他派，以“洁自好”的风度蹈于文坛。从接受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读者也是很少的，大体限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所关心的平民是看不到也看不懂他们的大作的。京派文学家大多是平民出，但京派文学却是彻头彻尾的贵族气文学。这是由于京派作家在文化上成了地道的京北人，他们过着被哲理和诗意点缀起来的文化生活。易中天教授在《读京北》一文中写道：

…京北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国中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xing。京北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満艺术xing，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则多半是美好的。京北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京北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雅。即便是最俗的俏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有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京北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而哲理和诗意，正是京派文学的髓。如果说从京味文学中不容易看出贵族气来，那么从京派文学中是不难感受到那种“圆润浑成”的。

京味文学有两层含义。一是题材的京味，即传神地描绘京北地区的文化风俗。二是语言的京味，即使用纯正地道的京北口语。这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描写京北地区的风俗时，如果离开了京北语，就难以奏效。有些写京北的散文，虽然事实都对，感情也真，但就因为缺少生动的京北语，或者对京北语表现得有问题，于是就不能列“京北文学”的家族。例如林语堂的《说北平》，讲了北平的许多方面，但就是没有讲北平的语言，结果等于是写了一座“无声的北平”文章的价值大打折扣。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倒是写了京北的语言，但是把京北人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写成了“一层秋雨一层凉”还自以为很会欣赏京北话，真是大煞风景。江浙一带的作家大多不能体会京北话的妙处，郁达夫如此，不懂装懂的徐志摩也如此。其他如鲁迅、周作人、茅盾、朱自清则老老实实，脆不写。所以京味文学的作者主要是土生土长的京北人或者长期住在京北的人。否则，对京北生活没有深厚的体会，是难以“知味”的。

有些京味文学与京派文学是一体的。例如汪曾祺就既是京派也是京味，林斤澜也似乎二者都沾边。很多作家只要跟京北有点关系，就有被列京味或者京派的可能。事实上像刘绍棠这样的作家不应当属于京派或者京味的范畴，他所主要描写的运河文化在严格的意义上不属于京北文化，他最接近京味题材的作品可以说是《京门脸子》，但京门脸子毕竟还在京北的大门之外“一出京北城圈儿，直到四十里外的北运河边，都叫京门脸子”而且他使用的也不是京北语，而是京东地区的俗语。只有像邓友梅、苏叔yang、陈建功、刘心武、韩少华、赵大年等人的创作，才是真正的京味。至于老舍和王朔，已经超越了京味而以一人成为一派，自应另当别论。

京味文学既然是主要描写京北常生活的，那么它的平民气自然首先会引起人们注意。除了作品內容的常xing以外，作家姿态也充満平民气。京味作家不但出平民，而且为人处世和写作风格也具有平民彩。除了曾经做过中学语文教师的刘心武，一般不使用官方话语。邓友梅、陈建功都是作家协会的导领，但他们都很注意话语方式的随和以及个人xing，刘心武也逐渐摆脫官方话语的痕迹，追求自成一家。因此平民神的确是京味文学的要素之一。

然而京味文学的平民气，与其他城市文学的平民气有何不同呢？比如写天津的冯骥才，写西安的贾平凹，写武汉的池莉，写哈尔滨的梁晓声，他们也被视为平民作家。相比之下，京味文学的平民气，就显出不是一般的平民气，而是在平民气的背后，透出一股贵族气。

京味文学的贵族气首先表现在，对文化生活的眷恋以至mi2恋成为作品的主要內容。以邓友梅的《那五》、《烟壶》为代表，作品所写虽是常生活，但却不是着重于柴米油盐的物质方面，而是着重于神方面。这种神追求并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式的物质満之后的追求，而是与物质生活平无关的集体癖好，甚至仓廪不实也要知礼节，即越穷越要摆谱，用老舍的话说：“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正红旗下》第二章）例如韩少华的《遛弯儿》中写道：

“这遛弯儿，敢情不光图个舒活腿脚儿。遛这么一趟，见识多少东西呀，”一位退休多年的邻居，昨儿个从地坛遛回来，说：“越遛，我就越开眼，开心，开窍儿了…”

类似遛弯这样的常活动，在京味文学里是作为文化內容来描写的。再如苏叔yang的《居住最处》中写道：

那以后，调了学校。学校声言没房可分配，我就当了qi2的家属，住在有平房可供教师居住的中学宿舍里。这14平方米的碎砖泥墙纸顶的小屋，记载了我最壮的岁月里所有的悲与huan。从我24岁住到46岁，22年的时光，含辛茹苦也罢，坎坷屈辱也罢，艰苦备尝却也同家人甘苦与共，养活了两个儿子成长，那小屋刻写着我內心的世界，实在是我最留恋的地方。我的许多作品都产自这间小屋，我在许多文章里深情地描绘我的这间小屋。这间小屋也接待过许多师友。张锲兄该不会忘记在这间小屋里坐在小板凳上品酒闲谈的情景。还有外国朋友光顾这小屋，他们不觉这小屋寒伧，只记得了温馨，大概qi2在我们屋前种的各种花草和蔬菜让他们觉得有浓郁田园风味和家庭的温馨吧。

以苦为乐，苦中作乐，正是孔子所说的“回也不改其乐”的真正的贵族神。

京味文学的贵族气其次表现在，叙述态度的从容不迫。作品的叙事节奏一般都比较舒缓，不急于推进故事情节，而是重在“咂摸滋味”叙事者对于保持作品的昅引力具有度的自信，只管娓娓道来，而不过多卖新嘲的叙事技巧。所以很多京味小说都有散文化的倾向，或者说是小说与散文的混合体。例如刘心武的小说《仙人承盘》的开头就极似文化散文：

在京北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上，有一个被许多游人忽略的景点，那就是蔵在一个僻静角落里的仙人承盘。那是一个绝妙的艺术品。在一个不大的平台上，有一个大理石座，座上有一gen大理石柱，石座上雕着花纹，石柱上雕着chan龙，那石柱很像华表，但上面不是云形石雕和怪兽，而是一个小平顶，仿佛一个举的桌面“桌面”上则巍立着一个古装的铜人，这铜人面对北海湖面，将其双臂举起，所举的，是一个大硕的铜盘，那便是所谓的承盘。

京味文学的贵族气还表现为，追求语言风格的个人化和艺术化。虽然都使用地道的京北口语，但各自仍具有不同的特。林斤澜的通脫，邓友梅的练达，苏叔yang的俏，陈建功的潇洒，细品之下，都饶有趣味。例如陈建功《找乐》的开头：

“找乐子”是京北的俗话，也是京北人的“雅好”京北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huan说：“去听蛐蛐叫去啦”好像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

过去天桥有“八大怪”其中之一叫“大兵”据说当过张勋的“辫子兵”也算是“英雄末路”吧，每天到天桥撂地开骂。三皇五帝他爹，当朝总统他妈，达官显贵他姐，芸芸众生他妹。合辙押韵，句句铿锵，口角沫，指天划地。当是时也，里三层，外三层，喝彩之声迭起，道路为之阻绝。骂者俨然已成富贵骄人，阔步视，自不待言。听者仿佛也穷儿富，登泰山而小天下了。戳在天桥开“骂”和听“骂”是为一“乐儿”

京味文学不是在某种观念的感召下聚拢的，而首先是一种个人趣味的集合。

下面分别以最能代表京北文学特点的老舍和王朔为例，来分析一下他们作品的贵族气。

老舍被公认为“民人艺术家”、“平民作家”通行的国中现代文学教材认为老舍为新文学赢得了广大的市民读者。老舍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写出了京北市民的灵魂，一般认为，老舍笔下的老派京北市民要比新派京北市民成功得多。此中的原因是老舍在京北的老一代市民上，写出了贵族气。

老舍的《正红旗下》写的是京北最穷的旗人。可就在这些最穷的人群里，读者却看到了那么致优雅的文化。在大姐的一家里，大姐的公公“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他“把毕生的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度的艺术xing，从而随时沉醉在小ji与小趣味里”大姐的丈夫则与他的亲差不多：

生活的意义，在他们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mi2。

大姐丈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雀。这一程子，他玩腻了鹞子与胡伯喇，改为养鸽子。他的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満天飞元宝”是他爱说的一句豪迈的话。他收蔵的几件鸽铃都是名家制作，由古玩摊子上收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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