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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多极（第1页）

——抗战时期通俗小说的雅化

抗战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狭义通俗小说主要在沦陷区，而国统区只有张恨一支孤军。与战前的繁荣、调整、中兴三个阶段相比，此期的通俗小说不可阻挡地走向了成shu。成shu的重要表征之一，是雅化。

张恨的“雅化”从他走上创作道路之初就开始了。他的整个创作道路，就是一个曲折的“雅化”进程。在他最早发表的小说《小说mi2魂游地府记》中，他对新旧两派文学都进行了批评，借施耐庵之口，宣布要“和似是而非的小说商宣战”借吴敬梓之口讽话新诗。他提出了自己明确的文学主张——“花样无非翻旧套，文章也要顺嘲”此后的张恨的确是按照这个主张对章回小说进行改良的，即一方面在思想內容上顺应时代嘲，另一方面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作为雅化方向，心结撰回目和诗词，后来发现时人对此不感趣兴，便转而学习新文学技巧，更注重细节描写、xing格刻画和景物烘托。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了许多个xing解放意识和平民神。这使他成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说的“超一”作家，同时也成为新文学“擒贼先擒王”的重点打击对象。直到抗战之前，尽管他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作，但他始终觉得尚未找到雅化的终极归宿。他时而在揭社会的喝彩声中获得一种成就感、优越感，时而又回到以小说为“小道”的自卑感、无聊感中。《金粉世家》自序中云：

初尝作此想，以为吾作小说，何如使人愿看吾书。继而更进一步思之，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至今思之，此又何也？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感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借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矣。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今有人责吾浅陋，吾即乐认为浅陋。今有人责吾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盖小说为通俗文字，把笔为此，即不脫浅陋与无聊。华国文章，深山名著，此别有人在，非吾所敢知也。

事实上，张恨的顺应嘲也好，花样翻新也好，主要出于使人“愿看吾书”的促销目的。尽管他有着个人的痛苦和对社会的愤慨，但他的创作yu并非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兴时的游戏或意失时的消遣”所以无论他写作“国难小说”还是改造武侠小说，一方面在通俗小说界显得太赶时髦，雅气得让人追不上，而另一方面在新文学阵营看来，却仍觉换汤不换药，不可救药。他的那些苦心实验的“技巧”、“新”都成了费力不讨好。

是抗战，使张恨通俗小说的雅化飞跃到一个新阶段。

首先，在创作宗旨上，他从把写作仅仅当成谋生的职业，变成了当作奋斗的事业。他理直气壮地宣称要为“说国中话的普通民众”工作，他満怀使命感地写道：

我们这部分中年文艺人，度着国中一个遥远的过渡时代，不客气地说，我们所学，未达到我们的企望。我们无疑的，肩着两份重担，一份是承接先人的遗产，固有文化，一份是接受西洋文明。而这两份重担，必须使它jiao，以产出合乎我祖国翻中的文艺新产品。

在与新文学阵营的关系上，张恨由对立和怨恨转变为合作和追随。他接受现实主义理论，接受新文学的主要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接受新文学对自己的批评和鞭策。这些都反映在他八年抗战的创作中。

张恨抗战时期的中长篇小说共有20部左右，从题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战小说，包括《桃花港》、《潜山》、《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巷战之夜》、《敌国的疯兵》、《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第二类是讽小说，包括《狂疯》、《八十一梦》、《蜀道难》、《魍魉世界》、《偶像》、《傲霜花》等。第三类是历史和言情等其他小说，包括《浒新传》、《秦淮世家》、《赵玲本记》、《丹凤街》、《石头城外》几部。这恰与该时期新文学小说的分类格局相同，而且在时间上也彼此呼应——抗战初期以抗战小说为主，后期则以讽为主。这说明张恨在文学观念上已经由“慢半拍”转为“同步和声”与新文学共奏大雅了。

张恨的抗战小说不同于他以前的“国难小说”言情已经退居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如《大江东去》这样的“抗战与言情兼有者”乃是谴责子对抗战军人的负心，趣味中心并不在言情，而《巷战之夜》等gen本无情可言。代替趣味成为作品中心的，是观念。张恨大力追求“写实真”放弃编织故事的特长。他说：

不肯以茅屋草窗下的幻想去下笔，必定有事实的gen据，等于目睹差不多，我才取用为题材。因为不如此，书生写战事，会成过分的笑话。

另一个观念是民众思想，即“民人战争”思想。他的多数抗战小说都以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为描写和歌颂对象，而在描写正规军的《大江东去》和《虎贲万岁》中，也努力出民众，以致引起当局注意，多数作品遭到“yao斩”

与新文学的抗战小说一样，张恨此类作品由于仓促求成，艺术上便噤不起时间的考验。平铺直叙，急于说教，既有拘泥于生活实真而放弃艺术实真的倾向，又有制造巧合图解观念的病。如《敌国的疯兵》写寇中队长饭岛，率兵将李大娘的养莲子轮奷致死，结果发现莲子原来竟是饭岛早年在京北与李大娘作邻居时，寄养在李家的自己的亲生儿！于是饭岛真的发了疯。这种因果报应的俗套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

相比之下，他的讽小说取得了成功，这本来便是张恨的特长，也是通俗小说的特长。与民国初年的黑幕化小说和张恨早期的新闻化小说不同，这一时期的讽小说穿贯着统一的叙事立场，即从民人大众gen本利益出发的正义感和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是此前的通俗小说gen本达不到的境界。张恨写《舂明外史》的时代“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没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写作的趣兴”〖ZW（〗《写作生涯回忆》，《张恨研究资料》P37，天津民人出版社1986年。〖ZW）〗而《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等书，揭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武力走私，全民皆商，发国难财者花天酒地，威风凛凛，知识分子穷得四处讨饭，卖掉一套善本《资治通鉴》，所得不值一包烟钱，下层百姓饥寒jiao迫，怨声载道，几乎写出了一部国难史，令人不由联想到安史之luan后杜甫那些“感时花溅泪”的“诗史”二人均是在40岁至50岁之间，经山河剧变，自己离失所，目睹民人灾难，在蜀前后，达到了新的创作峰。张恨的这些讽小说，艺术上并不完美，缺点很多，当然比不了杜甫的“三吏”、“三别”但其间那种“穷年忧黎元”的民人xing，深深感动了广大读者，掩盖了其艺术上的不，做出了新文学想做而做得没那么彩的事，因此大获主文坛的huan心。

不过，不能因为张恨的这一部分小说在主文学史里得到了肯定，就认为它们在艺术上雅化到与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不分轩轾的程度。许多论著过分称赞《八十一梦》对讽小说体式的创新，其实创新并不等于好。《八十一梦》的总体结构是散luan乏序的，每一个梦也并非都“自然而紧凑”完全可以构思和创作得更完美、更炼。其他小说也一样，给人以丑闻罗列、人像展览式的印象，这种手法是《舂明外史》、《新斩鬼传》时代的路子，从《啼笑因缘》以后，张恨已经有所超越，开始追求典型化的路子。而40年代张恨的小说只在人们脑中留下了篇名，却没有留下人名。这说明艺术上的雅化与观念上的雅化不一定是携手并进的，有时也许反要倒退。事实上，是轰动效应构成了这些小说的文学史价值。读者们告诉作者：“写得对，骂得好；再写得深刻些，再骂得痛快些！”周恩来鼓励说：

同反动派做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到“开天窗”恨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

政治家要求斗争的“作用”群众要求“骂得痛快”这都是从“通于世俗”着眼的，没有人关心其“结构”与“技巧”张治中代表府政来劝张恨罢手停写时，也说“写得好，骂得对”这些小说仍然是通俗小说，比新文学同类作品中艾芜的小说大概要好一点，比沙汀的就要差一点了，比张天翼也许正好，只是分量要厚重得多了。

张恨的第三类小说，与前两类基本相似。历史小说《浒新传》，写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后抗击金兵、为国捐躯的悲剧，走的是借古喻今的路子。“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其思想主题与同期郭沫若、yang翰笙等人的历史剧是一致的，时代xing、政治xing十分出。泽东曾对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路八军抗。”《秦淮世家》、《丹凤街》等“半言情小说”主题比较模糊，又想隐喻抗，又想赞颂民众之“有气，重信义”“借以示士大夫阶级”〖ZW（〗《丹凤街》自序。〖ZW〗）又含有对故都的怀恋，因此故事情节不够紧凑，影响不大。

总起来看，张恨抗战时期小说的雅化核心在于创作宗旨和思想主题。他终于由消遣文学走到了听将令文学，终于“带艺投师”被新文学招安到帐下。这使他终于有了“到家”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感觉使他在艺术技巧的雅化上有所放松。抗战时期小说的普遍问题是结构感差，像《八十一梦》的结构也只能说有独到之处，并不值得立为典范。其次是叙事语言不如战前畅美，叙述预增多，有控制“释义播散”倾向，这是向清末民初小说风格的倒退。艺术技巧上更加雅化的地方表现在心理刻画意识似比战前更为自觉，这使《魍魉世界》、《傲霜花》等还比较耐读。但他写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商贩屠沽，却没能留下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八十一梦》等几部“斩鬼”之作，时过境迁以后，只能看做是他的“投名状”提起张恨，人们更多想到的还是他写于战前的“现代青年”系列。是新文学已经不再鼓励那些“雕虫小技”的探索，还是张恨自己觉得“小雅”已经不必再努力，只要在思想上“进不已”便是“大雅”抑或是时代正要求新旧文学都向一种“四不像”的新形式靠拢？此中的得失很值得玩味。

沦陷区通俗小说的雅化与张恨不同，在创作宗旨、思想观念以及题材选择上，仍保持着市民文学的本。它们的雅化，是通俗小说本的自然演进与深化，既有受新文学潜移默化影响的一面，也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一面。它们主要表现为从艺术手法到艺术趣味的现代xing调适。个别作家思想观念有超越xing，但因受类型局限，表现仍是潜在的。

社会言情类通俗小说是新文学关系最密的近邻，早在战前的调整期和中兴期，就在雅化方面取得了较成就。张恨的《啼笑因缘》，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沦陷时期，刘云若不是像张恨那样无止境、无保留地向新文学靠拢，而是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风格。他并非不重视新文学，但他采取的是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立场。刘叶秋《忆刘云若》一文中说：

云若文思捷，才气纵横，曾经同时撰三、四部长篇小说，而每部各有机轴，奇情逸想，层出不穷。…他看过的小说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几乎无所不读，而且分析评论，切中肯綮。可是他自己很谦虚，尝和我说：“我只上过几年中学，没读多少书，但我希望能把三分学问用到十分。”

我体会他这话的意思是读书不在多少，重在能“通”能“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就可以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否则，食而不化，即有十成学问，亦无用处。不过，这也还是云若有才，始能以少胜多，运用妙。〖ZW（〗转引自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P226，重庆出版社1991年。〖ZW）〗

重在“通”和“化”而不是简单搬用，这使刘云若的作品始终保持了纯正的“通俗味”刘云若小说的情节密度大于张恨，但却线条清晰，密而不luan。更能以几百字就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令人久久不忘，如同新文学中的老舍一般。据笔者看来，这一是得力于准确传神的细节描写，二是“除细节的实真外，还要实真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ZW（〗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刘云若的每部作品都深深植gen于他所shu悉的世俗生活“描述地区，从来不出天津，最远也只是京北和通州，所以有浓厚的地方彩”左笑鸿《刘云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596，海上文艺出版社1984年。恩格斯说：“为了真正享受巴黎，自己就要变成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致·考茨基》。刘云若便是深深了解自己的读者的一切趣兴，摹写社会百态，言谈微中，刻画人物心理，数语传神。沦陷时期的《小扬州志》、《旧巷斜yang》等力作，不动声地化用了许多中外雅小说的技巧，但却巧妙地与国中传统的写意化和程式化融为一体，读者不知不觉间提了审美准，对其作品一直热情不减，甚至刘云若自己记错了人物姓名，读者仍能自行清，并不猛喝倒彩。在正统文学史中，《吕梁英雄传》一类新章回体的地位要于张恨，而张恨无疑又于“君名更在孙山外”的刘云若。而茅盾1946年却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生新命的，应当首推张恨先生。《吕梁英雄传》的作者在功力上自然比张先生略逊一筹。”茅盾《关于》，载1946年《华中论谭》2卷1期。郑振铎则认为刘云若“造诣之深，远出张恨之上”“刘对当时的下层社会，各个方面，有深刻的切体会，在所遭遇的各人物中，早已菗象出各种典型”并认为《红杏出墙记》“是这一类小说中最出的作品”徐铸成《旧闻杂忆·张恨与刘云若》，四川民人出版社1981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显然是出自不同的“雅化”标准，前者重思想xing，后者重艺术xing。若就可读xing、趣味xing来说，沦陷时期的刘云若是要胜过在大后方的张恨的。

北方沦陷区的社会言情小说家还有陈慎言、李薰风、左笑鸿等。他们的雅化方向也是力图与新文学拉开距离，思想上強调国中传统伦理观念，谴责西化带来的堕落现象，艺术上致力于情节设计的巧妙和文字描写的生动，实际上是接受新文学的“软件”而拒绝新文学的“硬件”不过，他们对这样的选择并非是充満自信的，刘云若1943年在《紫陌红尘·启事》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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